关于民事诉权理论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周成泓


民事诉权理论是大陆法系民诉法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国民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或利用民事诉讼制度，国民所享有的这种权利的性质和内容如何？在何种要件下国民始可行使这种权利？与大陆法系热衷于诉权性质、内涵等抽象问题的探讨，注重诉权理论的体系化不同，英美法系着重于有关诉权的规则性和实用性问题的探讨。
我国大陆的诉权学说，通说是“二元诉权说”，此外，还有“一元诉权说”。时至今日，综观我国诉权理论，虽说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仅仅停留在抽象研讨层面，即主要探讨诉权的内涵和性质，并且即使在这一层面也没有深入系统探讨诉权理论为什么在民诉法学领域占有核心地位，诉权理论要解决什么问题，更没有从宪法的高度来把握诉权，也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诉权及其相关的问题，比如诉权行使要件、诉权的保护、诉权与其他民诉基本理论和民诉原则制度的关系等。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研究方法有关。以下笔者就对诉权研究的方法作一简要论述。
科学研究始于方法，终于方法。方法不是学术的外在形式，而是学术内容的灵魂。学术观点是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结论，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任何一个学术结论都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或者由正确变成错误，或者由通说变成少数说，而正确的方法能为我们留下继续进行独立探索的合理途径，并且能够反过来检验结论本身。因此，就学术的发展而言，学术方法高于学术结论。就民事诉权理论来说，因方法论的不同，可能构造出大不相同的民事诉权理论体系。笔者以为，在现阶段，研究诉权问题应当注意采用以下方法。
一、从实践即从诉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出发，确立时代所需要的诉权观
“诉权”不应该仅是一个纯理论性的论题，它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实践性论题，研究诉权理论，其根本目的就是保护普通大众的诉权。司法救济虽然在我国越来越走向完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司法救济的条件和手段都不大明确，有关的规范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个差距不仅是由于实体或程序规则的缺漏造成的，而且还是由于计划体制时形成的司法观念和做法同公民迅速发展的权利意识的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其在诉讼中的表现就是诉权保护的不完善、不充分，具体体现在：
1.法院以建立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为名，推卸其本应承担的责任
在审判制度的改革中，法院既是改革主体，同时又是改革的对象，由于自身利益相关涉，导致法院将改革成本不适当地转移给当事人，动辄以当事人主义为名推卸责任，其表现如：第一，本可以补正的起诉状却被法院驳回；第二，反诉在法院多被禁止；第三，在执行中，片面理解当事人主义，导致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分割。
2.滥用司法权力
例如，第一，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发布《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就规定对因证券交易中的内幕交易、欺诈、操纵市场等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以所谓的“立法及司法条件的局限”为名不予受理。在2002年其颁发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虽然规定，允许法院受理因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所引起民事赔偿案件，但同时又规定须以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为前提，并且规定“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这司法解释不当地限制了公民民事诉权的行使。
第二，某些法官的执法素质低导致审判权滥用。例如，有些案件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却被法院判决“此案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故予撤销”或“此案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故予以撤销；又如，有时法院非法增加诉权行使或提起诉讼的条件，如起诉时就要求当事人提出充分的证据，否则不予受理；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法官“深入基层”，“主动出击”，上门揽案的情形。这些行为都严重地损害了当事人的诉权。
二、实体法和诉讼法相结合
诉权理论是法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在古罗马法中，由于诉或诉权中包含了实体法上请求权和诉讼法上请求权，有诉才有救济，因而没有必要也不会产生“为何可以提出诉讼”的问题。这意味着，罗马法中的诉权概念旨在确定“可以进行诉讼的权利”的范围。现代诉权概念是近代西欧国家法典化运动和司法权不断扩大和强化的产物，旨在确定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关系，诉讼法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从法律发达史以及诉的制度发达史来看，实体法和诉讼法本是同根兄弟，二者共同服务于解决社会纠纷，是推动诉讼制度向前发展的“两个车轮”。但是，在实体法的日趋完善和丰富的同时，诉讼法的发展却步履缓慢，尤其是在倡导私权保护和反对司法专断特有历史背景下，德国学者开始以其擅长的哲学思维在民事领域掀起了一场“民事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关系”的大讨论，其目的是想通过作为诉讼法基石的诉权在“在本质上附属于实体法”这一命题，以强调民诉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私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国家司法权对市民生活的干涉，并据此思想逻辑性地得出了诉讼法是实现实体法之目的的助法或工具的结论。
由于私法诉权说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于是，公法诉权说应时而生。公法诉权说认为，诉权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而非依据私法上的请求权派出的权利。相应地，诉讼法属于公法的范畴，是与实体法相独立的法律部门。公法诉权说经历了抽象诉权说和具体诉权说两个发展阶段，抽象诉权说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民诉理论，只是说明了请求和诉的关系，或者各自的性质，而没有说明诉的内容，因而只具有纯粹的理论上的意义。作为抽象诉权说的补充和完善，具体诉权说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民诉理论开始具有了比较实在的内容，即从抽象走向了具体化。但是，单从诉讼法一元观上分析诉讼问题，具体诉权说无法解释“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何必须具备实体法上的诸构成要件”。于是，作为其发展的权利保护请求权说通过扩大具体的立法诉权说的理论构造，将作为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律关系纳入诉权理论，以之为基础的民诉理论的范围也随之扩展到了强制执行领域，从而初建了现代意义上的民诉基本体系。从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的诉权理论立场分析诉讼问题的诉讼观，是实体法和诉讼法的二元论。同时，到了权利保护请求权说阶段，随着诉讼构造论的提出，诉权被作为诉讼要件之一（或诉权要件）。诉权要件的主要构成之一是“诉的利益”（诉权利益），在诉的利益理论背后，仍然存在着如何认识实体法和诉讼法之间关系的问题，此外，有关诉的利益的本质、功能等直接关涉着实体法和诉讼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至此，诉权理论所要回答的原有命题“为何可以诉讼”失去了意义，但是，诉权理论所涉及的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却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以诉的利益为“道具”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以上从学说发达史的角度简要回顾了传统诉权理论所要解决的对象问题，以及诉权理论在民诉法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此来说明研究诉权必须依照自诉讼法和实体法两方面入手，否则，所得出的诉权理论必定是有其内在缺陷的，以此构建起来的民诉理论也必定是不完善的。
三、宪法化、国际化角度
1.宪法化
从宪法的角度来考察诉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主张司法行为请求权说的学者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社会中，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其中当然包括对私权的司法保护。二战后，日本也有学者根据《日本国宪法》第32条，“任何人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不得剥夺”，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法性质的人民享有接受审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主张应将宪法上所保障的诉讼受益权性质引进诉权理论。此外，在日本，还有一些学者虽然反对传统诉权概念及其理论，但认为也不必全部将之抛弃。通过将作为国民对国家的诉权之存在理由，与宪法上的接受裁判的权利相结合而使诉权再生。宪法诉权说在将宪法权利纳入到诉权内容中去这一点上，可以将诉权理解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接受裁判权或者诉权，但由于我国已经加入《世界人权公约》因此，可以说我国政府也是重视对当事人的接受裁判权或者诉权予以保障的。此外，从我国宪法的一些规定来看，如第33条、第125条、第126条等也都贯彻着保护当事人诉权的精神。在理论研究上，我国也有学者主张诉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或者说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比如，有学者认为，诉权的根据是宪法，宪法关于国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及与之相应的救济权的规定，是诉权存在的根据。
2.国际化
一些诉讼法学者认为，诉权来自于“接受裁判权”，而接受裁判权是受国际公约和各国宪法保障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第1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欧洲公约》第6条第1款等都对诉权问题作出了规定。我国已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这标志着我国政府也承认公民享有该公约第14条规定的“接受司法裁判的权利”。该公约是一项关于人权保护的公约，从这个意义上说，诉权是具有双重构造的，一是宪法性权利，二是人权的组成内容之一。《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也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中国建立了社会团体支持公民起诉和诉权保障制度。社会团体可受委托成为诉讼代理人，公民可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行使诉权”。这意味着，人们已将诉权看成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权保护是国际性的，诉权保护也因此成为国际性的。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县（市）科技进步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6〕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科技部、中央编办、财政部、人事部《关于推进县（市）科技进步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推进县（市）科技进步的意见
科技部　中央编办　财政部　人事部

为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发挥科技进步在县（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新时期县（市）科技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县（市）科技进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县（市）处于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特殊地位。当前，科技进步已成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科技的差距已成为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技术落后制约了县（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市）的发展。全面推进县（市）科技进步，对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加强县（市）科技工作是国家科技工作和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目前县（市）科技工作仍比较薄弱，一些县（市）的科技工作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科技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不能满足我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县（市）科技工作的指导、支持。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新时期加强县（市）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推进科技进步摆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位置，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县（市）科技工作。

二、全面规划和部署县（市）科技工作

（三）指导思想和目标。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以富民强县为宗旨，以地方为主体，以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科技成果应用、推广及产业化为主线，大力实施“科技富民强县”、“星火”、“火炬”等科技计划，切实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建设，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到“十一五”末期，初步扭转县（市）科技工作总体薄弱的状况，增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能力，初步建立新型科技服务体系，构建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显著提高科技投入水平，开创县（市）科技工作新局面；到2015年，建立比较完善的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具备科技公共服务能力，基本形成一支适合基层需求的科技人才队伍，使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水平显著提高，对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四）重点任务。一是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重点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升级、区域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大技术集成创新和推广力度。

二是全面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速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进一步提高粮食主产区的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推广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发挥农业科技园区等科技示范基地和农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带动农民致富，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实施好“星火富民”、“粮食丰产”等科技工程。

三是积极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结合县域特色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重点推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技术水平。构建技术创新平台，服务和支撑中小企业集群发展。

四是大力开展科技普及工作。广泛开展面向城乡居民的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科技普及工作，开展科技培训，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科技素质和劳动技能。

五是构建县（市）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以政府为主导，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科技信息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共性技术开发、中小企业创新、技术培训和科技普及等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满足县域科技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公共需求。

六是加强基层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支适合基层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科技乡土人才队伍，满足县域科研生产一线的人才需求。

七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县（市）科技服务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整合各类科技资源，协调各部门的科技力量，形成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利益共享、多种形式并存的新型县域科技服务体系及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三、重点抓好专项工作

（五）组织实施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行动）。每年选择一批具有典型意义和较强带动作用的县（市）开展科技富民强县试点工作，并带动地方开展相应工作。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欠发达地区。3年内启动约300个国家级试点县（市），整体带动约1000个县（市）。按照“统一部署、地方为主、集成资源、因地制宜”的原则，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好专项行动总体方案并整体推动实施，以“奖补结合”的方式对试点县（市）进行支持；省级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本地区的方案并组织实施；试点县（市）具体组织实施，县（市）主要负责同志领导本县（市）专项行动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要按照总体方案要求，支持和保障专项行动的顺利实施。

（六）建设基层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及平台。整合、开发各类科技信息资源，形成科技信息资源库，利用现有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国家、省、市（地）、县（市）互通的科技信息服务网，推动各县（市）建立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经过3至5年的努力，形成面向基层、资源丰富、运行规范、使用便捷、具有统一服务标志的基层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及服务平台，推动形成多层次、多功能、交互式的基层科技信息服务体系。按照“统一设计、分层实施”的原则，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总体设计、标准制定、资源整合等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县（市）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将其列入本地区信息化建设规划、计划，确保资金投入；广泛动员、全面推动，营造有利于基层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的政策环境。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好试点和全面建设工作，同时要注重队伍建设，建立基层科技信息服务的长效机制。

四、加强县（市）科技工作的政策措施

（七）按照“健全机构、加强队伍、转变职能、提高能力”的要求，提高县（市）科技主管部门的综合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县（市）科技主管部门作为统筹、协调县域科技进步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在做好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时，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前瞻性研究，组织制定科技发展规划，为政府决策提供科技支撑；二是加强科技管理与统筹协调，集成、整合各方科技力量和资源，推动县域科技创新及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行业科技进步；三是组织县域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广和科技奖励等，抓好科技示范和引导；四是充分发挥科技公共服务职能，在技术、项目和科技人才引进及科技招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抓好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特别是科技信息服务等工作；五是做好科技普及与科技培训工作，加强基层科技队伍建设。

（八）优化县（市）科技工作的政策环境，激发基层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完善和创新人才政策及措施，建立激励科技人员在基层工作的长效机制。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精神，切实落实收益分成、技术入股、股权激励等分配政策，激励科技人员在研究与开发、成果推广以及产业化等工作中作出贡献，并取得相应报酬；鼓励和吸引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机构的科技人员通过兼职、技术开发、项目引进、科技咨询等多种方式，为基层提供技术服务；鼓励、支持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和创业；引导和帮助志愿者到基层服务。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基层科技人员先进事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奖励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科技人员。

（九）加大对县（市）科技工作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投入体系。县级政府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要求，把科技投入作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纳入公共财政框架予以保证，县本级财政用于科技的经费应当逐步增加，并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要积极开辟渠道，加大对县（市）科技工作的经费投入，支持科技能力建设，改善基层科技基础条件，特别要重视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县（市）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在地方支持的基础上，专项支持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和基层科技服务网络及平台建设。做好统筹协调，避免科技资金与其他资金重复交叉使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其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引导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活动开展小额信贷等融资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县（市）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鼓励各类社会资金投入到县（市）科技发展。要规范县（市）科技经费的使用范围，管好、用好科技资金，确保科技投入的安全、高效。

（十）加强机制创新，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县（市）科技工作的有效模式。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不断探索基层科技工作新机制，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促进各类科技资源有效整合和各类生产要素有机结合。鼓励科技人员与农民、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大力推广“公司＋基地＋农户”、“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农业科技服务110”、“科技特派员”等成功模式和经验。发展县域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市场、专业技术协会、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各类科技服务组织，促进技术、人才和资金的流通。

（十一）加强对县（市）科技工作的领导。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要把县（市）科技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予以重视和支持。县（市）政府要把科技发展目标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县（市）主要负责同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亲自抓“第一生产力”，定期研究科技工作。继续推动县（市）主要负责同志科技进步目标考核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着重宏观规划和政策引导，省级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加大投入、组织实施。县级政府科技部门要找准需求、发挥优势、奋发有为。

推进县（市）科技进步，要立足于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成各类科技资源。要大力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协作，鼓励发达地区以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型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欠发达县（市）之间开展科技结对帮扶活动，整体推动县（市）走依靠科技进步的发展道路，推动形成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基层科技工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