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第　184　号


　　《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已经2013年2月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二届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朱小丹


　　　　　　　　　　　　　　　　　　　　2013年3月27日





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



　　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共设8项一级指标，40项二级指标，108项三级指标；8项一级指标的总分值为100分；各项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具体分值，由考评主体按照政府与部门分开、区分部门类别的原则，结合年度依法行政工作部署，在制订考评方案时予以明确。
　　一、制度建设（占总分值的15%）
　　基本要求：政府立法、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科学性、民主性明显增强，质量明显提高；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制定规范性文件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评估机制健全，制度执行力得到有效保障。
　　（一）提高政府立法质量。
　　1．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起草工作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条文内容不与上位法相抵触。
　　2．推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相结合的法规、规章起草工作机制，加强立法必要性、可行性论证和成本效益分析，立法内容明确具体，制度安排科学合理，制度执行措施有力，程序性和可操作性强。
　　3．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设立的主要制度，依法咨询专家学者的意见；邀请专家参与起草或者委托专家起草的，专家意见在送审材料中独立说明。
　　4．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通过政府网站或者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30日。政府规章经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和普遍发行的报刊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布，实施日期与公布日期的时间间隔原则上不少于30日。
　　5．依法开展规章备案、评估和清理工作。
　　（二）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
　　6．规范性文件规定事项符合制定机关职权范围，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创设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事项，不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
　　7．制定规范性文件经过政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重大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规范性文件草案，采取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或者向社会公布草案等方式公开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8．政府规范性文件在提交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前报送本级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部门规范性文件在发布前报送本级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
　　9．规范性文件在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载体上统一发布，并按规定上报备案；上一级政府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情况进行年度或者季度通报，并向社会公布通过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0．推行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按期修改、废止或者重新制定规范性文件。未建立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的，每两年开展1次规范性文件清理，并向社会公布清理结果。
　　（三）量化指标。
　　11．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报备率和报备及时率、规范率均达100%，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审核率、统一发布率均达100%.。

　　12．社会公众对政府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发布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满意率＋基本满意率）达80%以上。
　　13本级政府或者部门没有发生因规范性文件存在违法事由，被本级人大常委会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的情形。
　　二、行政决策（占总分值的10%）
　　基本要求：行政决策规则明确、程序完备，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基本形成；民意调查、听取意见、专家论证、社会听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成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行政决策后评估、跟踪反馈、责任追究等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一）健全行政决策制度。
　　14．完善行政决策规则和程序，明确行政决策的范围和权限，健全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规范行政决策行为。
　　（二）推行重大行政决策民意调查、听取意见、专家论证制度。
　　15．重大行政决策事先向社会公布，开展民意调查，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并通过适当途径反馈或者公布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16．行政机关作出重大行政决策，按规定组织专家对行政决策的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社会风险及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咨询论证。
　　（三）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和风险评估制度。
　　17．制定、公布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听证目录，并按规定组织听证；听证参加人具有广泛代表性，产生方式和名单向社会公开；听证程序规范合法；听证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向社会公布。
　　18．建立健全部门论证、专家咨询、公众参与、专业机构测评相结合的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科学评估决策风险，并制定相应的处置预案，未经评估或者评估不通过的，不予决策。
　　（四）坚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19．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前，由政府或者部门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未通过的，不作出决策。
　　20．重大行政决策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五）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跟踪反馈和后评估制度。
　　21．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通过跟踪调查、抽样检查等方式，及时了解决策实施情况并反馈决策机关研究。
　　22．适时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并广泛收集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评估结果，决定相关决策是否需要作出调整或者停止执行。
　　（六）落实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23．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行政决策监督制度，明确监督主体、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
　　24．对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决策的，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七）量化指标。
　　25．涉及民生重大决策的听证率、民调率均达100%；没有发生因违法决策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或者集体上访事件的情形。
　　26．没有发生因违法或者不当决策被上级机关责令纠正或者撤销的情形；没有发生因依据违法决策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情形。
　　27．社会公众对行政决策的总体满意度（满意率＋基本满意率）达80%以上。
　　三、行政执法（占总分值的20%）
　　基本要求：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有效推行，执法行为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落实；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健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一）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和机制。
　　28．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行政执法制度，合理界定行政执法权限，进一步理顺行政执法关系。
　　29．依法下放行政管理职权，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基层行政执法能力得到提高。
　　30．完善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及时解决行政执法主体之间在实施法律、法规、规章过程中产生的争议。
　　31．建立健全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反应快速的行政执法协作机制，落实行政执法案件移送制度；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二）依法确定行政执法资格。
　　32．行政执法主体及其职权经本级人民政府核准界定并向社会公告。
　　33．遵循行政执法委托规则，严格按照法定条件、法定程序和法定方式办理行政执法委托事项。
　　34．落实行政执法主体合法性审查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
　　（三）行政执法行为合法适当。
　　35．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责，作出的行政执法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36．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信息化建设；依法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细化量化本单位行政执法裁量标准，并向社会公开。
　　（四）行政执法程序正当。
　　37．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等行政执法行为时，依法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38．行政执法主体作出行政执法决定前，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给予其陈述、申辩的机会；作出行政执法决定时，依法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期限和途径。
　　39．行政执法人员是行政执法事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或者与行政执法事项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自行回避或者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回避。行政执法主体在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
　　40．依法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的行政执法事项，经单位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并记录存档。
　　41．行政执法主体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报上一级行政机关备案，并将作出行政执法行为的相关资料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立卷归档。
　　42．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职权核准公告、行政执法岗位责任、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等配套制度。
　　（五）规范罚没管理。
　　43．严格执行“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和罚没物品依法处理制度，杜绝执法经费及执法人员福利待遇与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挂钩、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收费指标等现象。
　　44．行政执法主体及其执法人员依法当场收缴罚款的，向当事人开具省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罚款收据。
　　（六）量化指标。
　　45．没有发生因违法执法或者执法不当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情形。
　　46．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的总体满意度（满意率＋基本满意率）达80%以上。
　　四、政府信息公开（占总分值的10%）
　　基本要求：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健全，配套制度完善；坚持依法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严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责任制度；社会公众依法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在法定时限内得到处理和答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的法律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一）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47．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办公厅（室）组织协调、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政府信息公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明确权责关系。
　　48．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年度报告、责任追究等配套制度，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建立并落实行政机关公示公告、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
　　49．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每年3月31日前公布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二）依法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50．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按规定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
　　51．政府信息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媒体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十、十一、十二条规定范围的政府信息，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主动向社会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依法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52．依法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答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53．严格执行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的收费规定，不违规收取费用，不通过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
　　（四）量化指标。
　　54．对社会公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答复率和答复及时率均达100%.。

　　55．没有发生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责令履行等情况。
　　56．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满意率＋基本满意率）达80%以上。
　　五、社会矛盾防范和化解（占总分值的10%）
　　基本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机构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体制有效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基本形成；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畅通，行政复议案件得到依法、公正处理，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得到有效履行；行政应诉规则完善，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得到有效执行，司法建议得到妥善处理；信访事项得到依法处理，社会和谐稳定得到有效保障。
　　（一）健全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机制。
　　57．建立社会矛盾纠纷排查机制。
　　58．建立重大群体性、突发性社会事件的预警应急机制。
　　59．建立由本级人民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机构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体制。
　　60．建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机制。
　　61．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
　　（二）依法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62．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畅通，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受理、按时办结。
　　63．依法公正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严格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
　　64．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按时答复并积极配合案件审查，认真落实行政复议意见书和建议书，依法严格执行已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
　　65．加强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依法配备行政复议办案力量，统一行政复议法律文书，推行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
　　66．加强行政复议工作信息化建设，推进“阳光复议”工程，提高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管理监控水平。
　　67．建立健全适应行政复议工作特点的激励机制和经费装备保障机制，依法落实行政复议工作经费。
　　68．落实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分析报告制度；社会影响较大的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报告上一级行政机关。
　　（三）严格执行行政赔偿、补偿制度。
　　69．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依法履行赔偿义务；国家赔偿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70．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符合补偿条件的，按规定予以补偿。
　　（四）依法受理、办结信访事项。
　　71．行政机关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来信、来访、来电等形式反映信访诉求提供便利条件，不拦截正常上访群众，依法保障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
　　72．行政机关建立信访工作制度，明确信访的受理范围、处理程序、法律责任；有专门机构负责受理和处理信访事项。
　　73．行政机关对属于本机关法定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依法受理，及时妥善处理，不推诿、敷衍、拖延；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及时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处理；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或者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信访事项，告知信访人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五）量化指标。
　　74．没有发生因违法处理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集体上访事件或者重大异常信访事件等情形。
　　75．社会公众对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满意率＋基本满意率）达80%以上。
　　六、行政监督（占总分值的15%）
　　基本要求：行政监督制约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健全；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依法保障；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得到加强，监督效能明显提高。
　　（一）自觉接受权力机关监督。
　　76．依法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自觉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积极配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询问、质询和执法检查。
　　77．认真办理并按时办结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
　　78．依法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备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
　　79．畅通民主监督渠道，自觉接受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
　　80．认真办理并按时办结政协委员提案。
　　（三）自觉接受司法机关监督。
　　81．自觉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实施的监督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落实相关司法建议。
　　82．依法配合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按规定出庭应诉、答辩；自觉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和裁定。
　　（四）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83．向社会公布投诉电话、通讯地址及电子邮箱，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84．对人民群众检举、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认真调查核实，依法进行处理。
　　（五）加强行政执法监督。
　　85．完善行政执法督察机制，依法查处并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
　　86．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健全，依照《广东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追究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87．支持并配合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依法独立开展监督工作，违法违纪行为得到及时查处。
　　88．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行政首长问责制。
　　（六）量化指标。
　　89．没有发生在行政诉讼中“不应诉、不答辩、不缴纳诉讼费”的情形。
　　90．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行政机关接受监督工作的总体评价为基本满意以上；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接受监督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满意率＋基本满意率）达80%以上。
　　七、依法行政能力建设（占总分值的10%）
　　基本要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机制健全、制度落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明显增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开展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明显提高；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
　　（一）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
　　91．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制订领导干部年度学法计划并组织实施，确保学法计划、内容、时间、人员、效果“五落实”。
　　92．每年组织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政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办公会议专题学法、法律业务集中培训、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专题法制讲座等学法活动不少于两次。
　　（二）推行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情况考查制度。
　　93．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测试和任期内依法行政情况考查制度，测试和考查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任职考核、职务晋升的依据之一。
　　（三）加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制培训和考核。
　　94．建立公务员录用法律知识测试制度，将法律知识作为公务员录用考试的重要内容，并对拟从事行政执法、政府法制等工作的人员，组织专门的法律知识考试。
　　95．定期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习通用法律知识；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每年不少于1次。
　　（四）量化指标。
　　96．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接受依法行政知识测试，领导班子成员及单位平均分均达到合格以上。
　　97．行政机关领导班子成员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98．具体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责令履行率不超过25%。

　　99．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的总体满意度（满意率＋基本满意率）达80%以上。
　　八、依法行政保障（占总分值的10%）
　　基本要求：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领导协调机制健全，规划部署到位；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措施得力，督促检查到位；具体负责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机构健全，责任分工到位；依法行政工作经费落实，财政保障到位。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相关保障。
　　100．建立健全由行政首长直接挂帅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
　　101．法制机构健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政府法制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不少于5名。
　　102．完善依法行政的财政保障机制，将依法行政工作经费列入年度预算，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二）规划部署依法行政工作。
　　103．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制订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部署的配套措施，做到依法行政工作五年有规划、年度有安排，确保各项任务落实。
　　104．制订具体工作方案，明晰依法行政工作分工，把推进依法行政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分解到相关部门以及具体岗位，明确牵头、配合部门和具体机构，确保责任落实。
　　（三）执行依法行政报告制度。
　　105．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和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本地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进度、主要成效、突出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等情况；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
　　（四）建立健全依法行政考评机制。
　　106．按要求定期组织开展依法行政考评工作。
　　（五）量化指标。
　　107．政府常务会议、部门办公会议每年听取依法行政工作汇报不少于1次。
　　108．社会公众对本机关依法行政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满意率＋基本满意率）达80%以上。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之变迁研究

(作者：杜向前 赵丽君)

中国古代法制，是指自夏朝建立时（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清末改制前（公元1840年）结束的中国奴隶制类型法制和封建制类型法制。
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基本工具。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法律制度，古代的各朝各代在建立之初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和颁布自己的法律和建立完善法律制度。
法律作为国家治理和维护统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中国古代法制从总体上说呈现出“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演进规律。司法机构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极具中国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司法机构设置之递演嬗变具有同质继承关系，但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某一具体机构职能亦存在诸多差别。

一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概述
奴隶制社会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奴隶制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从司法机构设置来看，夏商时期没有形成和设置专门的司法机构。夏王和商王拥有国家最高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国王的裁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西周时期周王及各诸侯国的内部开始设有专职的司法官员。中央为司寇，地方有乡士、遂士、县士等专职司法官员，但周王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时期司法机构设置的主要特点就是司法权高度集中。未设置有专门司法机构。但出现了专职辅佐王权最高司法裁决权的司法官员。
封建制社会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从秦代开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完整的司法机构的设置逐渐建立并不断丰富完善。
从中央司法机构纵向沿革演进来看，秦汉最高司法机关是廷尉；汉代尚书开始参与司法审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构名称出现变化，北齐时正式设置大理寺，司法机关称秋官大司寇或大理寺或廷尉，监察机构御史台的监督职能得到加强；隋唐演变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宋朝在唐三司的基础上增加了审刑院；元朝设大宗正府；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明代出现“厂卫”等特务司法机关，清代则设立了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理藩院和维护旗人利益特殊司法机构。
中国古代地方司法机构司法与行政不分，汉至唐大体上分为三级审理，宋至清未大体上为四级审理。其中，秦汉地方司法机构为郡、县两级。郡守县令监理司法，基层设乡里组织，负责本地治安与调解工作；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州、郡、县三级；隋为州、县二级；唐沿袭隋，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同时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宋为知州、通判。宋在太宗时起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刑狱司；元为行省、路、府（州）、县四级；明为省、府（州）、县三级。明朝在省设提刑按察司，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清为省、道、府、县四级。
通过以上对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类型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的考察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中央专设司法机构，并保持三大司法机构格局。地方则是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


二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包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内，总体而言渊源继承，代代相因，具有依次更替的同质继承关系。法律制度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具体到司法机构其递演嬗变，存在诸多类似之处。但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司法机构设置又有着与一定时代具体法律制度相适应的基本特征的差异。
一、秦朝初步确立皇权控制下的统一集权司法机关体系
秦朝建立以后，通过统一法度等措施，确立了一套统一集权的司法机关体系。中央司法机构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组成。秦朝沿袭战国以来确立的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传统，实行行政机关与司法职能合一的制度，各地不另设专门的司法机构。实行郡、县两级制，郡守、县令或县长兼理司法。另外，在郡、县下还有更低一级的行政级别，如乡、亭和里。秦朝皇帝通过直接直接行使司法审判权或指派他人代行司法权，建立了一套皇帝直接控制的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判决，皇帝拥有最高裁决权和最终决定权。秦朝时期司法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出现了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司法职能机构。中央一级司法机构设置了“廷尉”和“御史大夫”专职司法机关。地方则形成了郡、县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机构体制。
二、两汉时期逐渐形成中央和地方两级较完备的司法机构
汉朝以秦朝法律制度作为基础和参照。两汉时期的法律制度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汉朝法制的发展也体现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司法机构。在中央司法机构中，有尚书、廷尉和御史大夫三个机构组成。地方司法机构类同于秦朝时期，设郡、县两级，司法与行政不分。汉武帝时期设立了旨在限制日益膨胀的相权的“尚书”这一司法机构，使司法审判大权转由尚书和廷尉共同行使。这种由其它机关参与司法活动的机构设置模式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皇帝为防止司法机关职权过重，便给予某些机关以一定的司法权，起到分散司法权的作用，从而便于皇帝控制。此外，重大案件的最后裁决，由皇帝独揽。尚书、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机构的出现，为后来的审判、复审、监察的“三权分立”格局打下了雏形。可见，汉朝时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司法机构都比较完备。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行政机构兼领司法事务标志着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初步确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这一时间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构主要有廷尉、尚书和御史大夫，中央司法机构日趋扩大。其中廷尉在北周时曾改为“大司寇”，北齐时曾改为“大理寺”，但不管称谓如何，其最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变。但是尚书的机构在这一时期逐渐加强，而相对廷尉的权利有所缩小，部分司法权转给了尚书。东汉后三省制渐成，使尚书台脱离少府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这一重大变革给司法机构发展以深刻影响。此时虽尚未设立刑部，但尚书台之下均设置有负责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狱的机构。这种中央行政机构兼领司法事务标志着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初步确立。反映了传统司法机构的完善和强化的趋势。这一变化为隋唐司法机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隋唐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分工合作监督制约司法机构设置体系趋于完备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唐代司法机构上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权分立式的司法机关设置体系。刑部不但是中央司法行政的最高机构，同时负责复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是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御史台掌管监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参与冤案大案的审理。刑部的正式确立，标志着我国古代中央司法机构命名的明确，以后历代不改，一直延续到清末。唐代大理寺主管审判，刑部主管复核，御史台主管监察的这种既有分工，朋彼此监督制约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司法统治，以及皇帝对中央司法权的控制。
五、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增设审刑院以加强对中央司法机构控制
宋朝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唐朝时期的制度，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其变动主要是刑部的职权扩大，尤其是复核职能增强。宋太祖建隆年间另设审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审判复核机关，同时也拥有的审判权和复核权，审刑院是皇权加强的产物。刑部和大理寺的权利由此有所削弱。另外宋朝还设立了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法定机关，专门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诉的案件，以及上诉的冤案。宋代京畿地区设开封府，州县之上设立中央派驻各路的提点刑狱司，旨在强化皇帝对各级司法机构的控制权。
六、元代蒙古贵族垄断司法体系，司法机关各领其事“不相统摄”
元代在司法机构的设置上较混乱。元朝中央司法机构设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删减。元朝设刑部取代宋朝的大理寺；设大宗正府审理蒙古贵族案件；设枢密院，兼掌军法审判；设宣政院，专理宗教审判；设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设中政院，兼理宫内案件。地方有行省、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兼领司法职能。蒙古贵族统领司法体系。
七、明清两代中央司法机构设置发生较大变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明代法外司法机构及清代旗人特权司法机构的出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中央司法机构设置至明清时期发生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职掌的变化和名称的改异。明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职权分离和相互牵制的特点。同时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明朝的中央司法机构统称“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与都察院。明朝将元朝废除的大理寺重新设置起来，但是其职责改为法律复核机关。刑部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须由大理寺复核，可见刑部与大理寺的职能，正好与唐宋时期的相反。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其职责不变，仍是监察百官，参与审理大案，平反冤案。有明一代的司法机构设置的突出特点是出现了“法外”特务司法机构。主要是“厂”、“卫”司法，内廷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外廷的锦衣卫。厂卫制司法机机构成为加强皇权专制和实行高压政治的工具。其主要特点是法外用刑，三法司无权干涉，不受普通司法机构和法律约束，拥有监督司法机关的权力，非法逮捕不受限制。主要处理政治案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务政治加剧了明代社会矛盾，削弱了司法机构的权威。
封建时代清王朝中央司法机构维持明朝的三法司制度设置，但刑部审判权力更大，在三大司法机关中，以刑部为首，刑部不受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制约。封建时代清王朝在司法机构设置方面新设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理藩院。此外，为维护旗人利益，特设理事厅、理事通判、理事同知等特殊司法机构。京城步兵统领衙门也是京师地区满族司法机构。皇族内部的案件由宗人府和内务府中的慎刑司处理。

三　 对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之变迁的评析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出现及设置变迁呈现出从无到有，从由最高王权单一执掌到各专门机构分工制约等逐渐丰富完善的特点。中国古代夏商两朝奴隶制社会时期，虽然已经建立了法律，例如夏朝的《禹刑》和商朝的《汤刑》，但在司法机构方面却未成立专门的司法机构。从中国古代西周时期起则开始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中央司法机构和地方司法机构，当时代的周王及各诸侯国的内部都设有专职的司法机构。中国古代司法机构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南北朝隋唐至宋、元、明、清一代变迁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古代特色较为齐备的设置。随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体制固有矛盾的不断激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发展，封建皇权的不断加强，中国传统法制的重心也开始向维护皇权，加强专制的方向倾斜，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职能及设置也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发展，封建皇权不断加强这一特征。
一、中国古代社会，司法机构的设置变迁是与当时代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相适应的。司法机构设置及职能逐渐丰富完备。司法机构的设置变迁同时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基于维护封建皇权统治，通过更进进一步完备的司法系统来加强对司法控制，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的需求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设置变迁从中央司法机构看，先秦时期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设置。司法权高度集中。但同时设立专职辅佐王权最高司法裁决权的司法官员。先秦时期的司法官吏称为“士”或“司寇”；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及地方司法机构的设置较为完备。中央司法机构形成由廷尉、尚书和御史大夫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及制约的设置格局。尚书、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机构的出现，为后来的审判、复审、监察的“三权分立”格局打下了雏形；隋唐时期由刑部执掌司法事务，大理寺管理囚禁，御史台掌握纠察诉讼事务中央司法机构格局设置更为完善规范；宋代中央审判机关具有多样化的特征，除刑部，大理寺外，又曾设审刑院以加强封建皇权对司法事务的管控；元代撤销大理寺将其职权并入刑部，同时把管理贵族事务的宗正府当作重要的审判机构。此外还出现了宗教的于世俗的审判机构并存的现象；明代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号称“三法司”，其中刑部主管审判，大理寺成为复核机构，刑部的组织机构也相应扩大，明代宦官参与政事和司法，东厂，西长和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的设立表明朝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制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清代司法机构设置和明代相似，但刑部权力扩大，在京刑狱由刑部审理，外省刑狱也归刑部复核；为保障满清贵族的法律地位，三法司外又设宗人府，与刑部会审满清贵族犯罪的案件；中央还设有理藩院负责对少数民族犯罪案件的审判。秦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制度逐步确立，封建皇权统治阶层通过日趋完善的司法机构的设置，最终掌控国家司法大权，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和维护皇权统治。

二、中国古代社会，中央司法机构分立，地方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固然有其弊端，但在当时代的法律背景下，还是有其客观现实意义的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及司法机构设置模式固然有其行政干涉司法、一任专断等弊端。但从司法方面而言，中国历朝君主始终拥有最高司法大权。其有任命最高司法官之权，有裁决疑难案件、重要案件和死刑案件之权，有变通旧制、法外用刑之权，亦有据情议罪、宽赦罪犯之权。中国古代皇权统治者通过司法机构的精心构建和司法权力的有效分配行使以及中国古代司法行政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机构设置来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和皇权维护。司法机构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封建皇帝“慎刑”、“恤刑”思想的体现。对此，我们应予以客观评价。　　　　
三、中国古代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专业的司法人员。此外，针对贵族特权阶层而特设的司法机构及“法外”特务司法机构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职能和权责的不统一以及法律适用的不平等性和滥权专制性，是君主集权极端膨胀的体现。
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之前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专业的司法人员。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从总体上可以说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在中央，西周以前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主理司法事务的在西周为司寇。秦汉以后产生了独立的机构，如秦汉魏晋的廷尉府、御史大夫、隋唐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大夫，明清时期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但它们并不独立于行政机构，主理司法事务官员也非专职司法官。但即使是在中央专门设立了专职的司法机构，同样也是从属于行政，专职的司法机构不可能独立行使司法权。因为司法官员的任免都由皇上决定，而皇上是一个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为一身的独特的个体，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是不可能独立的，同样司法权的行使也是不可能独立的。
中国古代宋、元、明、清以来的司法机构设置呈现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普通司法机构之外另设特殊司法机构或者设立负责特殊事务的司法机构以加强对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维护。如宋代设立了审刑院及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法定机关。元代设大宗正府审理蒙古贵族案件；设枢密院，兼掌军法审判；设宣政院，专理宗教审判；设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设中政院，兼理宫内案件。蒙古贵族统领司法体系等。这些反映出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职能和权责的不统一以及法律适用的不平等性。明代出现了厂卫等特务司法机关。清朝则设立了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理藩院和维护旗人利益特殊司法机构。明代法外司法机构及清代旗人特权司法机构的出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四、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设置变迁有其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因素及历史渊源。但归根到底，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设置变迁是与当时代的法律制度发展相适应的。在当今中国法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同样面临着司法机构改革等诸多亟待解决的法律制度问题。中国古代法制对于我国现代法制建设同样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代社会条件和法制背景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合一的体制下，司法监督属于行政监督的一种方式。但因其特殊职能和其相对独立的体系结构，这种监督又具有特殊的监督范围和特殊的制裁方式。隋唐中央司法机构体制已趋完备。中央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机关共享司法权。大理寺是专门的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其审理结果需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需奏明皇帝。刑部为中央最高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判决的徒流案件等。御史台主掌监察，同时又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正是由于这种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及交互配置及相互制约，在司法程序上保证了当时代大案疑案审理过程及结果的慎重和准确，并保证皇帝对司法权的有效管控，以维护和巩固皇权统治。中国古代法制及法律制度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的渊源继承，代代相因及依次更替的同质继承关系的同时，又依各不同时代不同法律制度而又有增益的特点，对我国现代法制建设同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议。建设现代法制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吸取有益法律文化为现代法制建设服务。同时，在我国法制建设与国际社会接轨过程中，在引进吸收移植外国法律制度的同时，也同样要与我国当代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及国情相适应，以更好符合和反映我国法制建设现状和要求。


主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