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河南省人民政府


通知
第一条 为了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河南省〈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残疾人是社会最困难的特殊群体。残疾人就业是改善其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和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国家法律赋予残疾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是残疾人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集体经济组织都负有承担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义务。
第三条 本办法就业安置的对象，是指有本省城镇常住户口，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达到法定就业年龄，本人有就业要求，生活能够自理并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无业残疾人（乡镇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排残疾人就业不受此限）。
第四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在县级及县以上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领导下，由同级残疾人联合会负责组织实施。计划、劳动、人事、财政、统计、金融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
县级及县以上残疾人联合会下设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在劳动、人事部门指导下，承担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具体业务。
各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属事业单位，其经费由财政部门按照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实行预算管理。
第五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均应按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应当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不足1人的，按1人安排。
在职革命伤残军人、符合中国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的因公因病伤残职工、自办福利企业和劳动服务企业中安置的残疾人，计入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安排1名盲人就业，按安排2名残疾人计算。
第六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行就近就地安置的原则。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可以从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推荐的残疾人中招收（聘），也可以面向社会招收（聘），并依法与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残疾人的生理状况和特点，安排适当的工种和岗位，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在定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应当与其他职工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第七条 劳动、教育等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所属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应当为残疾人提供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各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按照国家就业政策，根据职业需求预测和岗位对就业者素质的要求，制定培训计划，组织残疾人参加职业培训。
第八条 安排残疾人未达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每年度必须向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指安排残疾人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按照年度差额人数和上年度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应交纳用于残疾人就业的专项资金。
交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计算公式为：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位职工总数×1．5％－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职工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额。
企业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管理费中列支；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预算经费包干结余或收支结余中列支。
第九条 用人单位每年年终必须向当地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填报《按比例安排残疾人职工年报表》。
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对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比例，确定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及应缴纳的数额后，向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发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
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必须按缴款通知书所列银行帐户、缴款数额和期限，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逾期不缴或不足额缴纳的，除限期补缴外，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金额5‰的滞纳金。
用人单位因经费困难或亏损等原因，确需缓交或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须持同级财政、税务部门核定的年度财务结算或决算报表，写出申请报告，经当地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可缓缴或减免。
第十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市、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收缴。县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按年度收缴保障金总额的10％上缴市地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市地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按年度收缴保障金总额的8％上缴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用于建立由省、市地调剂
使用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收取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用票据》，并加盖当地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印章。
第十一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使用范围：
（一）补贴残疾人职业培训费用；
（二）有偿扶持残疾人集体从业或个体经营；
（三）奖励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劳动就业的先进单位或个人；
（四）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直接用于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其他开支。
第十二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存入财政专户，由财政部门按规定用途监督拨付，任何部门不得平调或挪作他用。
各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必须建立规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财务管理制度，加强收支管理，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管理使用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残疾人联合会制定。
第十三条 对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或个人，由残疾人联合会报经同级人民政府予以表彰或奖励。
对违反本办法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又拒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除责令限期如数补交外，并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6日
试论脑死亡立法模式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 要：当前，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上，国外存在专项立法模式与统一立法模式两种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其利弊。就当前我国公众对脑死亡的接受情况来看，我国应当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专项立法模式。
关键词：脑死亡；立法模式；我国；选择

作者简介：刘长秋（1976—— ），男，山东人，汉族，法学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迄今已在国内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生命法。 通联：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E-mail:shangujushi@sina.com

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功能不可逆转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1] 脑死亡法即对脑死亡问题进行的立法，是立法者通过法律对脑死亡的明文认可。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即脑死亡法立法时所采取的法律范式或立法体例。立法模式是影响立法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且直接决定着立法的实效与权威。当前，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生命观念的转变，脑死亡这一远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已经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国家都已承认了脑死亡并专门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我国也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的法规或规章。由于我国在生命立法领域方面的整体落后，我国过去毫无脑死亡立法方面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立法模式无疑将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不少学者在进经过研究后认为，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建议我国采取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那么，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否真是我国脑死亡立法所应采取的最佳立法模式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此浅发拙论。
一、各国在脑死亡法上所采取的主要立法模式及其优劣分析
各国在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上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项立法模式，另一个则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混合立法模式。而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实际上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应该说，上述两种脑死亡立法模式各有优劣。
（一）美国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
所谓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就是指在不无视脑死亡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固有联系的前提下，单独对脑死亡进行立法，而不是将脑死亡完全纳入器官移植法而使其成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内容的立法方式。当前，采用专项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966年美国提出脑死亡是临床死亡的标志，并于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由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即“哈佛标准”。1970年，美国堪萨斯州率先在美国各州制定了有关于脑死亡的法规《死亡和死亡定义法》。1978年，美国制定了的《统一脑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并正式在法律上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的不可逆终止”。在美国，脑死亡立法与器官移植立法是分开进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于脑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国提出“哈佛脑死亡标准”的当年，1968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组织就倡议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简称UAGA），至1973年，该法案已经在全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统一实施。1984年，美国又通过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这样一来，在美国，一般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规范，而脑死亡的判定则受脑死亡法的规范；如果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涉及到了脑死亡的判定与实施等问题，则要受到器官移植法与脑死亡法的双重约束。
采取专项立法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作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律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就在立法上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界限进行了显然的划分，避免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混为一谈；（2）由于脑死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器官移植而更在于它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因此，对脑死亡问题制定专门的立法有利于突出脑死亡的法律地位，使人们相对更为全面且科学地理解脑死亡，并因之相对更为重视脑死亡；（3）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并对脑死亡问题适用专门的脑死亡法，有利于树立和体现脑死亡法的权威，提高其运作的实际效果；（4）在器官移植方面，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的统一适用，体现了脑死亡法对器官移植法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器官移植活动的开展；（5）最为重要的是，将脑死亡问题单独加以立法有利于避开人们较为敏感的器官捐献问题，从而不但可使其更为乐意认同和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且不会对器官移植法的实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采取脑死亡专项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是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将脑死亡明确从器官移植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并适用脑死亡法显然增加了立法的投入及法律的运营成本，也客观上增加了执法者的责任与负担；（2）在现有科学不能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脑死亡是绝对科学且不存在任何差错的情况下，对脑死亡进行专项立法会面临很大的立法风险。
（二）西班牙的混合立法模式
所谓混合立法模式，即不对脑死亡问题单独制定法律，而是将其与其他内容特别是器官移植一起规定在器官移植法中，作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美国对脑死亡进行专门立法不同，西班牙的脑死亡法是融合在其器官移植法中的。其1979年由国会通过的《器官移植法》直接对脑死亡的概念及其判定要求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脑死亡是指完全和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如果是脑死亡，必须有3名医师的诊断证明；必须有临床评估及相关的各项检查来证实供者死亡的诊断符合法律程序要求。显然，西班牙并没有将脑死亡问题作为完全独立于器官移植之外的一个问题来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了器官移植的一个当然内容。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没有像美国那样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而是将脑死亡问题直接规定在了器官移植法中。
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该立法模式在1994年时初露端倪，到1997年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出台时最终成型。早在1994年4月，日本“关于脑死及器官移植的各党协议会”向国会提出的《器官移植法案》第6条就对脑死亡问题进行了灵活处理。该条规定：“医生在符合以下各条之一时，可以从死者（含脑死者，下同）体内取出用于移植的器官。1.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且知道这一意愿的家属对此无异议或该死者无家属。2.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或虽然死者未表示过这一意愿，但其家属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3. 前面所设计的脑死亡者，是指被断定为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脑部的机能都不可逆转地停止了的死者。4. 对脑死的判定，应根据被普遍认可的医学知识，按照厚生省令来进行……”[2] 显然，日本的这一法案并不是专门针对脑死亡问题的法律，而是针对器官移植的，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医师从脑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时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该法案也没有将脑死亡作为确定人死亡的唯一标准，而是在坚持传统心死亡标准的基础上仅将脑死亡标准作为心死亡标准的补充标准，相对灵活地处理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问题。在其1997年10月起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中，日本明确认可和肯定了上述立法内容与立法模式。该法规定：允许进行脑死亡者器官移植；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除西班牙、日本之外，德国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模式，它也直接将脑死亡问题规定在了其1997年制定的器官移植法中。
混合立法模式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减少了立法投入，节约了立法运营的成本；二是在脑死亡还没有被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是绝对无误及人们对脑死亡还表现出一种不认同和不信任的情况下，有助于将脑死亡问题模糊化，避免该问题被过度张显；三是将脑死亡作为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的重要保障，明确将脑死亡的意义在某一特定阶段上限定在了器官移植方面，具有很强的务实性。而其弊端在于：（1）把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人为地连接到了一起，将脑死亡的意义局限到了器官移植一个方面，使脑死亡法具有很浓厚的功利性，也极大地抹杀了脑死亡法的其他现实意义，如其民事意义、刑事意义等；（2）客观上会减弱脑死亡法律规范的实效，并也会给器官移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3）由于医学界的不当宣传与误导，人们往往认为国家倡导其接受脑死亡概念的动因在于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从而使其易对脑死亡法产生误解而不愿接受脑死亡，甚至还会因此而对器官捐献产生厌弃，极大地限制了脑死亡法的实际作用。
二、我国脑死亡法立法模式之选择
通过以上对脑死亡法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以为，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问题上，我国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具有更多的优势，且相对于统一立法模式而言也是更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具体来说：
1. 当前，我国大部分人都脑死亡还没有形成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对脑死亡表现出了较大的排斥和不信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对脑死亡问题制定并适用专门的立法，有利于对脑死亡问题进行更为科学的法律宣传与医学宣传，从而使全社会形成对脑死亡的全面、科学认识，帮助人们逐步认同并接受脑死亡。
2. 尽管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并不是一部法，而各有其适用范围与调整对象，但在器官移植方面，二者却有着无可否认的固定联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制定一部不受器官移植法制约而其本身又摆脱不了与器官移植法之间的固有联系的脑死亡法，可以使脑死亡法成为器官移植的辅助法而又不会表现得过于功利。
3. 由于过去医学理论界一些学者在提倡脑死亡法立法建议时，将脑死亡法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器官来源不足的主要依据，错误地分析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导致很多人对脑死亡立法形成了一种偏见，即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服务于医生强制从脑死者身上采集人体器官的保障法。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下，人们不仅对脑死亡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且对器官捐献也产生了一定误会。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规定在同一部器官移植法中，则不仅会加重人们对脑死亡法的误解，不利于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且极有可能会产生“恨乌及屋”的负面效果，使人们对器官移植法也产生抵触。
4. 脑死亡作为一种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一个方面，更在于为脑死亡这种科学的死亡标准提供明文法律依据以及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的终止以及杀人罪的成立等民事与刑事问题提供立法支持，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则很容易张显脑死亡法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意义而掩盖甚或抹杀其在其他方面的、相对于器官移植而言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5. 在脑死亡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借鉴美国的做法而采取了专项立法模式，台湾在1987年6月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脑死亡判定步骤》。如果我国在该方面也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则将显然有利于避免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脑死亡问题的产生法律冲突，从而有利于两地开展更为广泛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交往，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以为，我国脑死亡法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而不应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搅在一起，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统一立为同一部法。当然，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分立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之间的特殊联系，将脑死亡完全与器官移植脱钩，乃至在器官移植法中不对脑死亡作任何规定，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丝毫不提及器官捐献及器官移植；相反，出于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固有联系及协调两法之间关系的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依旧需要提到脑死亡问题，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依旧需要充分考虑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为此，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规定：医师可以从生前自愿捐献其遗体或遗体器官或者在其死后经其家属同意而捐献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但如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患者已经死亡的，需要依据《脑死亡法》的规定严格进行。而在《脑死亡法》中也需要规定：摘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需于脑死者生前征得其本人同意或于其死后征得其家属同意，器官的摘取依照《器官移植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1] 吴崇其, 达庆东.卫生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P495.
[2] 顾肖荣, 倪正茂.生命法学论丛[M],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8, P 80.

（本文已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