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拐卖人口案件中婴儿、幼儿、儿童年龄界限如何划分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闽法研字〔1988〕第45号“关于拐卖人口中婴儿、幼儿、儿童年龄界限如何划分的请示”收悉。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我们认为你院提出的意见是可行的，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4年3月31日《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
问题的解答》中，婴儿、幼儿、儿童的年龄划分，应以不满一岁的为婴儿，一岁以上不满六岁的为幼儿，六岁以上不满十四岁的为儿童。
在办理奸淫幼女案件中，幼女的年龄按刑法第139条的规定执行，不满十四岁的均为幼女。



1989年7月7日
法盲与法奴

2000年11月15日 02:13 郝铁川
　　据《光明日报》10月23日报道，最近，浙江省嘉兴市青年农民俞星伟向嘉兴市博物馆捐赠了139件史前文物，这些文物都是由他多年来从农民、文物贩子手中购来的。然而万万没想到，他自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善事，却引发了文化界、法学界、文保界的各种议论。而最使俞不能接受的议论来自文保部门：俞星伟的行为是违法的。
　　应该承认，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俞星伟的行为的确是与法律相抵触的。因为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下、水内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不得侵占。”“地下、水内和领海及其他场所发现文物隐藏不报，不上交国家，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罚款，并可没收非法所得或者非法经营的文物。”按照这些规定，公民在发现文物时，合法的做法是向有关部门报告，而不应自己去收购。俞星伟却是自己去文物贩子手中收购文物，与上述规定相抵触，从形式上来看，俞星伟的行为是违法的。
　　但从俞星伟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来看，他既无主观犯意，又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动机上来说，俞是以保护文物为目的来收购文物的，从客观效果来看，他虽收购了文物，但最终又捐赠给了国家。他没有倒卖、经营和牟利的动机与事实，其行为与我国文物保护立法精神并不矛盾。如果俞发现了文物贩子在贩卖文物，他自己不买，而是按规定去报告文保部门，那么，对一件并不知道文物等级、不了解其价值的文物，文保部门能像俞一样迫不及待地去抢救吗？文保部门凭什么相信信息是准确的？
　　捐赠事件发生后，俞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他要承受“违法”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在与文物贩子打交道时受到攻击，文物贩子认为他堵了他们的财路，非常恨他，更不愿与他交往。
　　我认为，俞星伟先从文物贩子手中收购文物，再捐赠国家的行为是一种良性违法行为。所谓良性违法，是指形式上违法，而动机端正和客观效果较好的行为。其要件有二，一是良性，即动机好、社会危害性不大；二是违法，即从法律条文来看是违法的。良性违法反映了法律与社会之间固有的一对矛盾：合理与合法的冲突。有的事情合理不合法，有的事情则合法不合理。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是：法律的覆盖面总是有限的，而人的行为却是林林总总，社会内容则是丰富多彩，法律对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调整，难免挂一漏万；法律总是滞后的，而社会的发展则是走在立法的前面。无论人们如何超前立法，也不可能对未来明察秋毫。因此，合理与合法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对待因合理与合法对立产生的良性违法，我认为应恪守两个原则：一是宽容，二是尽可能快一点协调解决。
　　宽容是指不要把良性违法混同于恶性违法，不要急于追究违法责任，或者说从轻处罚、减免处罚、不予追究等。我们崇尚法治，但绝不能步入法律万能主义的误区，绝不能做法奴（法律的奴隶）。人是目的，法是手段；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保障。俞星伟收购文物、捐赠文物的精神超功利，体现了高尚的品格，如果简单地将其定性为违法，有悖情理，失却人心。
　　但对俞星伟的行为也不能盲目宣传，甚或加以推广。因为我们虽不能坚守“恶法亦法”的信条，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俞的行为毕竟是形式违法，它对社会公众的守法意识是会带来一定冲击的，法律的权威、国家的权威是会受到一定的挑战的。如果我们对此坐视不管，无疑是纵容了法盲的产生与存在。
　　怎么办？建议：(1)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使俞星伟的个人行为变成政府和政府执法人员行为。(2)修改法律，鼓励引导个人参与文物保护事业。
　　不当法盲，也不要当法奴，不要法律虚无主义，也不要法律万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