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城市快速路路政管理条例
广东省第九届人大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快速路的路政管理，保障城市快速路完好、安全、畅通，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快速路，是指设计时速在60公里以上、全部或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与控制出入、专供机动车分道行驶的城市道路、道路用地及其附属设施。
附属设施是指城市快速路的交通安全、通讯、监控、收费、供电、防护构筑物、管理用房等设备、设施。
第三条 广州市市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快速路路政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各快速路路政管理机构负责所辖快速路的路政管理。
快速路的交通安全、治安管理由公安机关负责。
城市规划、建设、国土、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城市快速路路政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城市快速路路政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依法保护快速路、快速路用地及其附属设施，制止和处理各种侵占、损坏快速路、快速路用地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
第五条 在快速路用地范围内，修建跨（穿）越快速路桥梁、渡槽、杆线等设施，以及设置或移动标志牌、广告牌，必须经快速路路政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方可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六条 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在快速路两侧修建影响快速路行车安全的建（构）筑物或设置广告、标牌。
第七条 超过快速路及其桥梁、隧道限制标准的车辆需要通行快速路，必须持有快速路路政管理机构核发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行驶，悬挂明显标志。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超限运输单位必须承担为安全通行所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和修复损坏部分所需的费用。
跨地区行驶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由公路管理机构知会快速路路政管理机构后核发。
第八条 在快速路上进行施工或临时占用快速路的，需经快速路路政管理机构批准后，施工或临时占用的单位方可与经营单位签订合同，并在批准的时间内修复路面、清理现场。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第九条 因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或重大交通事故使快速路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路政管理机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疏导、恢复交通。除前述突发事件外，需要封闭快速路的，应当报市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经批准进行快速路维修、养护工程及其他工程施工作业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施工人员穿着有安全标志的服装；
（二）设置施工警示、限速、导向标志；
（三）夜间和雨雾天气作业，现场必须设置防雾灯或反光警示标志；
（四）施工使用的车辆、机械，应当开启黄色警示灯或者设置作业标志。
第十一条 机动车辆通行快速路时，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和快速路行车的有关规定，服从交通警察和路政管理人员的指挥，并按国家或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缴纳车辆通行费。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污染、损毁快速路及其附属设施；
（二）在快速路上试刹车、自行拖车；
（三）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电瓶车等，设计时速低于60公里的机动车以及无遮盖运载散体物料的机动车辆进入快速路；
（四）在快速路用地范围内取土、堆放杂物，倾倒垃圾、沙石、余泥，损坏绿化，开沟引水，种植农作物；
（五）在快速路的大中型桥梁所跨河流上下游各200米范围内挖沙、采石、缩窄或者拓宽河床、修筑水坝或码头，水下爆破；
（六）在快速路两则，隧道周围以及影响行车安全和附属设施安全的范围内，从事爆破、采石、取土；
（七）在快速路标志牌、龙门架、桥梁及其桥墩上寄挂线缆等物体；
（八）其他损害快速路的行为。
第十三条 因各种事故造成快速路及其附属设施损坏的，责任人应当保护现场，及时报告路政管理机构，接受路政管理机构的处理。
损坏快速路及其附属设施或者拒缴通行费而强行通过收费站的，路政管理人员可以责令其暂停行驶，在指定地点停放，接受处理。
第十四条 快速路路政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巡查制度，督促经营单位履行养护、维修职责，保持路面平整、设施完好，交通标志、标线明显。
路政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佩戴标志，并持行政执法有效证件。执勤巡查车辆应当设置统一标志。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快速路路政管理机构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五条规定的，责令其立即停工，补办手续，或限期自行拆除，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行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十一条规定，强行通过收费站的，责令其改正，处以全程应缴通行费3倍的罚款。
（四）违反第十二条第（一）、（二）项规定的，责令其停止损害行为，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第十二第（三）项规定，对行人进入快速路路面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对车辆驾驶人员处以二百元罚款。
（六）违反第十二条第（四）、（五）、（六）、（七）项规定的，责令其停止损害行为，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改正，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通行车辆损坏、人员伤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快速路经营单位未履行养护、维修职责，造成通行车辆损坏、人员伤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快速路路政管理人员玩忽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的路政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1999年4月23日
　　一、基本案情

　　1997年，曹某经人介绍与张二认识并开始同居生活，为保留低保名额，而未办理结婚登记。张二原有北房4间，同居期间双方建造东房2间，另翻建院墙、门楼。2004年张二患病，病重期间欲立公证遗嘱，后法律工作者到达现场，由原八达岭法律服务所的武某、胡某见证。张二去世后房屋一直由曹某管理使用。2011年，曹某准备出售该房屋，被被告张某出面阻止，称二人并未领取结婚证，房屋应该由其兄妹继承。曹某认为，张二在病重期间已立遗嘱，表示由其继承房屋，且该房屋一直由其占有，其当然享有对房屋的处分权。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合法继承权。

　　被告张某辩称，张二系其二弟。张二病重期间，曹某并未予以照顾。2005年4月21日，原告之父曹连称张二请公证处的人立遗嘱，让其兄妹于4月23日前去签字。兄妹得知后均表示不同意，后曹连又称不立遗嘱了。张二生前并未立遗嘱，也未与曹某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故不同意曹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曹某提交一份由武某和胡某签名的证明材料，载明：2005年4月份，曹连到延庆八达岭法律事务所，称张二想办理一下去世后的财产继承问题。武某、胡某询问张二后，得知其欲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并为其起草协议书，生前由曹某扶养，死后由曹某领受全部遗产，并承担共同生活期间的全部债务。后因找不到证人而未办理协议。据此，原告认为该证明从侧面证明张二立了口头遗嘱，故其拥有继承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指定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或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在危急情况下，遗嘱人可以立口头遗嘱。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二生前是否立有遗嘱及对原告提交的有武某和胡某签名的证明材料如何认定。法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遗嘱均是要式法律行为，而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遗赠扶养协议，故原告与张二之间并不存在遗赠扶养关系。遗嘱继承人应是法定继承人，而原告与张二非夫妻关系，不能成为遗嘱继承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本院认为不能作为遗嘱或证明遗嘱的存在，也不符合口头遗嘱的要件，故驳回原告曹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二、分歧

　　该案争论的焦点在于张二生前是否立有遗嘱及原告曹某所提交证明材料的证明力应如何认定。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二在危急情况下立有口头遗嘱，武某、胡某两位见证人足以证明。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二并未立合法有效遗嘱，武某、胡某两人证言的证明力不足。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三、分析

　　1、遗嘱继承的要件构成

　　财产继承包括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遗嘱继承指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其效力优于法定继承，法定继承在被继承人未立遗嘱的情形下适用。对于遗嘱继承，我国《继承法》第5条具体规定为：“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由此，被继承人可以通过设立遗嘱将遗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而完成遗赠行为。该行为实际上只产生遗赠的效果，因法律的规定而发生遗嘱继承的效力。故遗嘱继承的形式包括：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其中，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优于遗嘱继承或遗赠。

　　有效遗嘱的设立，应当合乎相应的要件。其一，立遗嘱人应具有立遗嘱的能力。《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这就说明立遗嘱人设立遗嘱时应当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二，遗嘱内容应反映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遗嘱将会产生对公民财产进行处理的效果，故应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想法，其在受胁迫、欺骗时所立遗嘱及被篡改、伪造的遗嘱违背其真实意思，当然无效。其三，遗嘱处分的遗产只能是个人合法所有的财产。《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此规定充分说明遗嘱人在遗嘱中处分的遗产只限于个人财产，且为其合法所得，若其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该部分不生法律效力。其四，遗嘱应符合特定形式。遗嘱从是否要式上来看，可分为口头遗嘱、要式遗嘱、录音遗嘱，要式遗嘱又分为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若要式遗嘱经过公证，则其效力最优。遗嘱继承应当以要式为原则，以口头遗嘱为补充。自书遗嘱是由立遗嘱人自己亲自书写全部内容的遗嘱；代书遗嘱是立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由他人代为书写制作而成的遗嘱，该类遗嘱的遗嘱人不能亲自书写遗嘱内容，应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由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或捺印。录音遗嘱同样需要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立遗嘱人可以对自书遗嘱提出公证申请，由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遗嘱人可以立口头遗嘱，且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需要说明的是，见证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且与遗嘱相对人无利害关系。

　　具体到本案而言，曹某与张二非夫妻关系，也无血缘关系，故不存在法定继承或遗嘱关系。武某、胡某的证言中指出：“生前由曹某扶养，死后由曹某领受全部遗产，并承担共同生活期间的全部债务。”张二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乎遗嘱的上述前三项要件，从其具体内容来看能体现出遗嘱人的遗赠扶养意思，但该案中并不存在书面的遗赠扶养协议。尽管张二是在病重的情况下要求立遗嘱，也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无利害关系人武某、胡某见证，但武某、胡某见证的时间是2005年4月23日，张二的去世时间为2005年5月份，张二从见证至其去世有足够的时间去采用其他形式订立遗嘱，这段时间可足以认定危急情况解除，张二欲设立有效的遗嘱，必须改用书面或录音形式。故张二遗嘱的设立不符合上述有效遗嘱的第四个要件,不能认定其生前立有有效的口头遗嘱。

　　2、证明材料的证据力之认定

　　法院在采用诉讼证据时，首先应当考虑其是否符合证据“三性”。一是客观性，即诉讼证据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主观臆断。客观性是诉讼证据的本质特征，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二是关联性，即诉讼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应存在客观联系。客观存在的事实多种多样，但只有那些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的事实才能成为证据。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亦源自于其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三是合法性，即诉讼证据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证据的形式应当合法；证据的提供、收集和审查应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证据须经法定程序出示和查证。

　　证据“三性”中，证据的关联性是案件审理考察的重点所在。对证据进行认定时，需通过质证来观察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有无的证明程度的大小，即证据的证明力或证据力问题。证据对案件事实有无证明力、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紧密度。易言之，证据事实不仅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对案件的证明存在某种实际意义。通常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其证明力越强；联系越不紧密，则其证明力越弱。

　　继承案件中，合法遗嘱是证明力最强的证据，法院可依据遗嘱对案件进行认定，并作出判决。其中，危急情形下的口头遗嘱，可根据两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遗嘱人的相对人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的证言作出判定；其他情形下，则要求存在合法的要式遗嘱或录音遗嘱。否则，就应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处理遗产。本案中，见证人武某、胡某的书面证言，可以证实张二在见证时病重，情况较为危急，也确有立遗嘱的意愿。具体意思内容为：“生前由曹某扶养，死后由曹某领受全部遗产，并承担共同生活期间的全部债务。”其本身可体现出遗赠抚养的意向，但见证后张二的危机情形解除，其应将意思表示诉诸于书面或录音，只有这样才能认定遗嘱的效力，该案的口头遗嘱失效，二人的证言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口头遗嘱存在的证据使用。二人的书面证言是本案的孤证，且二人均未出庭，只能从侧面反映张二死前曾体现出的意向，然而本案并无直接证据表明张二对其遗产处理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赠与，亦不能证明赠与的存在。该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当然也是非常有限的。